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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| 刘泽平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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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: | 人力资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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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: | 北京 西城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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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程从玉溪的家中来到基地见老朋友。 从表面上看,褚时健、两人反差极大:褚说云南话,王说普通话,中间偶尔还掺几个英语单词;褚穿一双胶底布鞋,裤腿上还残留着泥巴,一看就是一个经常下地的人,王可是时尚杂志封面人物;褚一生事业基本上在云南,且主要集中在玉溪,王满世界跑,登珠峰,念哈佛;年龄也不同,褚八十八,王六十四,前者长了后者一辈。即便如此,褚时健外孙女婿李亚鑫对我说,褚、王的关系其实真可谓“惺惺相惜”。 褚时健的老伴儿马静芬八十三了,高,瘦,身体和精神头都相当好,她是褚橙的“新闻发言人”(王石调侃语)。老太太爽快,爱开玩笑,会客室里,她坐王石对面,两个人热烈地聊着养生的话题。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肠癌,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,她把奇迹归功于学佛、信中医、吃酵素。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,王石建议她申请个商标,以后还可以生产、销售,也在商业上“和褚老PK一下”。 “褚橙本来就是我两个人的,我们有个公司就叫‘褚马氏’。”马静芬反应快。 她从小就主张男女平等,她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谁都离不了谁,“没有我也没有他”。这一点让王石非常欣赏,他当即邀请随行作家周桦为老太太写一本传,书名就叫《马姑娘》,马静芬、周桦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见面当天,周桦写的《褚时健传》还没正式面市,但中信出版社赶印了几十本,专程带到庄园来赠送给这批访客。 “马大姐,你那酵素是怎么做的?”王石问。 “保密。”马静芬答。 王石哈哈大笑,褚时健抱着胳臂在一边静静地听,他笑得很淡。他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人,年岁大了,这几年走路时都需要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,就更寡言了。 虽然不是刻意为之,寡言还是在客观上增加了褚时健的神秘色彩,他说得越少,人们越愿意听他说。正如我的同事总结的那样,“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,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”,而“寻褚,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仪式”——朝圣的仪式。 我跟五六个访客聊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,答案其实不问可知:到底因为什么,使13年前的褚时健决定高龄种橙,一头扎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创客队伍,而且至今全力以赴? “他的故事流传广泛,为什么还要大老远专门跑一趟?”我问访客。 “百闻不如一见。当然,也为了表达敬意。”德国都芳漆(中国)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恒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。 诉衷情 满屋子人齐刷刷站了起来,鼓掌。褚时健、马静芬走了进来,坐下,5岁的重孙坐在马静芬腿上,动个不停。 大家都在等褚时健回答那个“为了什么”的问题,于是,褚时健说: 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,总想找点事做,不做事心发慌,无聊的时候,生闷气。这些年,坎坷非常多,我这个人生,总体来说不顺啊。但不管咋个说,不管顺逆,我总有一个老习惯——想把事做好。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,很复杂,很丰富,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,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。 当年中纪委书记到云南来,跟我们这里的头头讲,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,你们要关照下,不管咋个整,莫叫他过不下去。玉溪市几届书记、市长都问我和老伴儿,你们想整哪样事,要我们帮忙的,就说。说真话,以前还是穷怕了,老了以后得有吃饭钱呐,事情我们当然想干点。 很多朋友,我以前对他们很诚心,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,还可以,所以我后来坐牢,到监狱里看我的人,非常多。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万、七八万、十来万。监狱把图书馆给我管,我那个书架上,这样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。这个体现了一种朋友之间的真诚,所以监狱里那些管理人也不管。加上我以前的积蓄,我们就有两百多万。但要做企业,还得跟朋友再借。我的朋友都很诚恳。我说,我不敢保证我做成功,做不成功赔不起你们喽。那些朋友,一家拿上两三百万、四五百万问题不大,说你七十多八十了,搞这个事情,我们一家拿几百万,输了就算了,你不需要赔,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。 为啥到这里来种橙子呢?这块地方,下边有个糖厂,我在那里当过厂长,我老伴儿在那里当过糖厂的统计、纸厂的化验员,我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人熟事熟,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做。 种橙子这事,原来想没那么复杂,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,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。朋友说,丢掉算了,你吃多少,我们出了,他们不理解我。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,不管有哪样困难,我们别的出路没有,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。 搞到第九、第十年的时候,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,利润也越来越高。到这个时候,我就有两个想法了: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,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;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。我说,你们不要懒,不要讲享受,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。 中国的三农问题,真是不容易解决啊,关键是要提高土地产出率。这附近有一部分农民,五六年前就开始跟我们种橙子,我把技术拿出来义务为他们服务。以前的冰糖橙,10块钱4斤,到今天,高价到三四十块一公斤了。稍有规模的种植户,一年剩余也有两三百万了,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来了,已经不是一般的小康了,在农村也赶得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了。想到这些,我心里头还是高兴。只有少数人好,社会问题就复杂,多数人好起来,大家才得安宁。我们出了很多力,没有白苦,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意义。 “褚老讲得忒实在,不那么高大上啊,你回去咋写?”坐我旁边,来自北京的P2P创业者私下问我。 确实不高大上。 同样的问题,我问过马静芬,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。“我们不会说,你们文化高,帮他总结一下。”马静芬对我说。 检视褚时健以上自述,可以提炼出“为了生活”、“为了社会”、“为了子孙”等几层意思,马静芬还告诉我,也“为了证明自己”,“他是能干事的,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好,不是碰运气”。但如果给诸多“为了”排序,排在首位的,其实还是“为了做事”。 对褚时健而言,“做”就是宗教,老老实实地做,往精里做。 王石说,这就是中国传统的“工匠精神”。褚时健种橙第二年(2003),王石就来看过褚,褚当时的激情把王石给惊着了,但他没想到褚时健真能成功。当年万科订购了10吨褚橙,但那时褚橙“不好吃”。他第二次来看褚时健已是11年后,其时已是举国都说“励志橙”的时候,褚时健真做成了。 忆少年 褚时健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太多死亡。 1943年,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。当时,褚时健15岁,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,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。作为家中长子,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。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,烤酒、卖酒。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,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,此后就更沉默了。 1949年,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游击队。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,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,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。 1950年,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,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,褚时健不到23岁,尚未成家。母亲死后,他把弟弟褚时佐、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,“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”。 褚时健在自述中说,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,他就知道,“排好,就是对人生负责任。想得太多,没有任何意义……我们是经历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,过去如何、将来如何都不重要,现在、目前,就是一辈子。”快活到望九之年了,他说,活比死重要得多,活着,就得认真做事。 行走在刀锋上的战士性格像刀一样硬。凭着这份硬气,褚时健在学生时代扛过了一个月内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日子,扛过了反右(褚1958年被划为最后一批右派)和文革岁月,最后成了亚洲烟王。 也因为这份硬气,他不太懂得通常意义上的温柔体贴。马静芬说,她和褚时健原来吵架,多半都是因为褚不顾家。褚时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,到了晚年,终于意识到了,但他说自己不后悔,“我也是为了这个家”,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他还会像当年那样做。 周桦在《褚时健传》里讲了一个他当年在红塔集团不体贴员工的例子。那一年,他带着一干人马远赴欧洲采购了2300万美元的设备。出国很长时间,临回国前,下属问:“厂长,我们不出去玩玩吗?”“你们想去玩吗?”“当然啊。”“你们也不早说。”他放下属在巴黎疯玩了三天,但他自己对风景没有兴趣,倒是对巴黎的名画和雕像兴趣浓烈,因为作者那一份精雕细琢的功夫。 回到工匠精神,认真只是一方面,所谓大匠,还得必须知道什么叫做“好”。在周桦看来,“褚老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”,他认为这是褚时健工匠精神的重要来源。 1910年,总投资1.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,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,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。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,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,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。褚发珍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,他儿子(褚时健的父亲)后来的生意就是在铁路上跑运输。 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,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,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。这简直是《百年孤独》中的魔幻桥段,外来文明对一个土著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。几十年后的2015年,褚时健向周桦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、米轨、法国人,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。“小时候看见火车,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,”褚时健说,“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,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。” 周桦感叹,“所谓见识,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,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,进而能做出好东西。”周桦所谓的“好东西”其实还包括一流的人物,值得一提的是:褚时健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居昆明,彼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,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,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。 ![]() 实战派企业讲师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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